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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2977991391802716/answer/2010877980294019053
原因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么现代，而是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之前的，资产阶级萌芽，人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前现代向现代过度的心态，或者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许多年的心态。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 17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光荣革命前夜到工业革命初期，以及 18 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文学与社会心态，你会发现，那个时期的作品性格与中国的现状，才是真正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共鸣。
在这个阶段，人刚刚从传统的、宗法的、土地绑定的熟人社会中挣脱出来，进入充满金钱和契约的城市陌生人社会。此时，英法文学中最大的特征，是实用主义对古典道德的全面胜利。
英国的《鲁滨逊漂流记》虽在光荣革命后不久，但完美代表了这种新兴心态。
鲁滨逊并非一个浪漫的冒险家，他是个精打细算的记账员。他遇到海难，流落荒岛上做的第一件事并非感叹命运，而是立刻开始盘点物资、计算成本、开垦土地，回到英国之后是凭借在荒岛的经营变成农场主，实现阶层跃迁和升级。
这个角色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移民最典型的心态，他们笃信个人奋斗，极度务实，一切以生存、积累财富和掌控物质世界为核心。 这完美契合了当代中国许多人搞钱才是硬道理的，极度务实的心态。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虚无，因为要买房、要扎根、要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丛林里建立自己的荒岛和堡垒，只有物资——也就是金钱或者权力，才是紧要的。
所以，在这部大火至今的小说之中，所谓的爱情出都没有出现过。鲁滨逊之外的另一个活人——星期五，是他的奴隶，赤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于此同时，当新兴的、靠个人努力在城市打拼的阶层，抬头看到那些依旧凭借血统、关系、体制地位占据着绝对资源的 “旧贵族”，文学中爆发出的是极度的不加掩饰的嘲讽与愤懑。
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是一个聪明的平民仆人，面对凭借贵族特权想要霸占他未婚妻的伯爵，他说出了那句震动时代的名言：
“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财富的事？您不过是在出胎的时候用过一阵子力气罢了！”
当人们发现靠 “努力” 并不能跨越阶层，“关系” 和 “出身” 决定一切时，社会心态就会转向一种充满戾气的戏谑和犬儒主义。人们在网络上对某些特权事件的狂欢式群嘲，其精神内核与大革命前夜法国沙龙里对贵族虚伪道德的讥讽，如出一辙。
在这个过程中，“外省青年” 的野心、挣扎与道德堕落是从村镇或县城进入大都会的青年人永恒的母题。在这些故事中，主角往往是充满才华、野心勃勃的底层青年。他们带着对大城市财富和地位的渴望而来，却发现这个世界被一套虚伪、冷酷的既得利益者规则所统治。为了往上爬，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天真，学会钻营、伪装，甚至利用婚姻和情感作为阶梯。
这不正是无数 “小镇做题家” 或 “大厂打工人” 的隐秘心理史吗？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进入北上广，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壁垒面前，经历着价值观的剧烈重塑，在 “坚守底线” 与 “同流合污” 之间痛苦挣扎。
你去翻看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这部作品创作于 19 世纪 30 年代，正是大革命后资产阶级价值观确立的时期。
主角于连，一个野心勃勃的木匠儿子，他先是 “爱” 上德·瑞那市长夫人，后来又 “爱” 上侯爵千金玛特尔。那是爱情吗？
根本不是。
那是他对上流社会的征服欲，那些贵族女性是他证明自己阶层跨越的战利品和垫脚石。
现在的修仙、玄幻、都市龙傲天网文完全是同一个逻辑。男主要变得 “有钱、帅气、强大”，然后各路绝色美女就会自动投怀送抱。这些女性角色是男主实力排行榜上的勋章。这是一种典型的 “慕强与占有” 逻辑，其实就是把婚恋市场等同于丛林法则。
在极度内卷、一切以 “成功” 为单一标尺的过渡期社会里，不仅女性的主体性被剥夺了，被物化为奖品，男性的主体性其实也被剥夺了，被物化为提款机和权力符号。
虽然这种文学在 19 世纪达到顶峰，但其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在这个过渡期奠定的。
于是，同时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的作品中充满了对 “父权”、“封建礼教” 和 “盲目迷信” 的激烈批判，他们开始呼唤契约精神，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
这就像今天中国无数年轻人在过年时面临的困境——他们在城市里是遵循契约精神、强调边界感的现代人，但一回到老家，就立刻被按进了一个要求绝对服从、长幼尊卑、没有任何个人隐私的前现代宗法网络中。这种时空错乱般的撕裂感，是当下中国极其独特的社会心理。
大仲马写于 1844 年的《基督山伯爵》。不仅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更是全人类历史上公认的 “爽文鼻祖”，它的剧情框架，几乎成为了后来所有大男主网文的通用模板。
底层大好青年唐泰斯，被嫉妒他事业和爱情的伪君子们陷害，在大婚之日被打入死牢 （虐主）。
在绝望的伊夫堡监狱里，他遇到了狱友法利亚神甫（传功老爷爷）。神甫不仅教他各种上流社会的知识、语言和科学 （练级），还在临死前给了他一张富可敌国的藏宝图 （开挂）。
十四年后，唐泰斯摇身一变成为神秘、冷酷、拥有无尽财富的 “基督山伯爵”。他重返巴黎，对当年的仇人展开了极其精密、毫不留情的降维打击和复仇 （打脸）。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七月王朝时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全面胜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最为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的首相基佐有一句极其著名的口号：
“先生们，发财吧！（Enrichissez-vous）”
现在，你把大仲马的法国，和我们刚才讨论的当下中国放在一起看，是不是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为什么中国的修仙、玄幻、都市打脸网文能风靡全球？为什么我们喜欢看主角 “莫欺少年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里充斥着对财富自由的极度渴望、对被他人踩在脚下的极度恐惧？
因为我们正处于大仲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历史心理阶段。 在一个何谓长大没有真正标准，且尚未从普遍的短缺和匮乏中完全走出的社会里，生存和阶层跃升是唯一的绝对主轴。
为什么 “社达雄竞”、“升级打怪”、“把伴侣当作资源并购” 的网文能大火？
因为这充分迎合了在剧烈的城市化和阶层流动中，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极度渴望，以及对跌落底层的极度焦虑和恐惧。这种文学，本质上是 19 世纪欧洲《红与黑》或《高老头》的爽文变体。
它们讲的都是 “外省青年如何征服巴黎——河北小镇青年如何征服北上广——山村青年如何修成一代仙界霸主”。
为什么这帮读者和作者根本不相信
@每天都想睡懒觉 说的《全金属狂潮》里那种因为 “笨拙的陪伴、灰暗的过往、共同的经历” 而产生的灵魂共鸣？
因为在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中，生存压力极大，他们所见所闻的婚恋规则就是一场冷酷的财务审计。他们的大脑已经被社达的逻辑深度洗脑，以至于他们丧失了想象纯粹情感的能力。
他们觉得如果自己没钱没势，怎么可能会有人爱我？这种对女性的物化，底色其实是男性极度的生存焦虑和自我物化。
相较于日本，日本早已经过了那个需要靠拼命厮杀来获取生存资源的阶段。在一个经济停滞、阶层固化、物质已经丰富，甚至过剩的低欲望后现代社会里，外部的征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变得不可能。于是人们只能向内寻求意义。
“纯粹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就像千鸟要接纳相良宗介的笨拙、“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羁绊”，就成了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救命稻草。
在日本文化里，爱情和羁绊是用来抵抗虚无的；而在当前的中国网文里，爱情和后宫是用来彰显成功的。
甚至就连所谓的初恋，在我们这里，初恋之所以成为了白月光，是因为 ta 承载了太多不属于爱欲对象的自我投射，无论是社会的认可，自我的觉醒，还是幸存的忧伤，与其说初恋是一场酸涩的品尝，很多人的初恋其实是一场共同的逃亡，是两个溺水者，互相将自己作为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时间里的最后一根稻草，死命抓取。
生活的机器是不会停止的，它轰轰隆隆，只会不断向前，正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重了，所以我们的爱必须承载救赎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看错了历史阶段，实际上我们就无法描绘出真正的文化潮流对应的文化作品，因为实际上，你是无法在前现代社会中写出成功的后现代、现代、或者古典作品的。
后现代文学的社会基础是物质极度丰裕，阶层彻底固化，国家、理想、集体的宏大叙事已经解体。 它的核心情绪是无聊、虚无和对纯粹羁绊的渴望。
但如果在一个大家都在为了买房、户口、阶层跃升而拼得头破血流的社会里，去硬写一个为了存在的虚无而抑郁的后现代主角，大众只会觉得这是无病呻吟。因为当一个人还在为生存资源和阶层尊严焦虑时，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心理带宽去体验后现代的虚无。生存的饥饿感，会瞬间吞噬掉那些形而上的感伤。
古典文学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稳定的、被普遍信仰的绝对道德秩序，如神、如君权、如宗法宗族。
在从前现代向现代狂飙突进的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资本、契约、个人利益正在瓦解旧的道德体系。这时候如果硬要写一个为了纯粹的忠义或贞洁而牺牲一切的古典主角，大众只会觉得他是个不识时务的傻瓜。因为现实的引力早就把古典道德的滤镜击碎了。
但有一个核心点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高度压缩了这几个历史阶段。
西方用三百年走完的历程，我们用几十年就走过了，但代际更替并未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社会变了，社会里的人没变。
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广袤的下沉市场和宗法观念浓厚的地方，人们还在前现代的泥沼里挣扎；狂飙突进的商业职场里，人们在表演最残酷的现代 “丛林法则”；北上广深的高学历、中产青年中，由于阶层上升通道的收窄，确实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类似日本的后现代虚无与躺平心态。
当然，有人专门开回答反驳我，说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的精神状态，所有人都在盲目追捧一种后现代思潮，但现实恰恰相反，中国并没有经历过现代性的过程，只经历过 “现代化” 和” 城市化 “ 的过程，既然都没经历过现代性，就别提有没有后现代了。真正的后现代，是社会经历了完整的现代性洗礼，物质极度丰裕，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后，产生的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哲学上的虚无主义。那是吃饱了撑出来的虚无。
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立刻就出现了封建王朝复辟，要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思潮来看，法国真正的现代性崛起要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了，我们总不能说经历了一场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就一跃而起，改换新思想，变成现代人了吧，否则怎么会有封建复辟？
实际上，19 世纪的法国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经历了革命的惊吓，又陷入封建复辟的泥潭，同时资本主义还在野蛮生长的超级缝合怪。在这个过渡期，旧的宗法制大家族观念依然强大，而新兴的个人权利意识刚刚萌芽。
从 1789 年大革命，到 187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确立，这近一百年里法国经历了什么？
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拿破仑）、 波旁王朝复辟（旧贵族反扑）、七月王朝（金融资本家与贵族妥协）、第二共和国 、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专制复辟）。
不仅是国体的变化，说起宪法，从 1789 年到 1875 年的 86 年内，近代法国产生了 12 部宪法，平均约 7 年更换 1 次。这种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恰恰说明了现代性制度的确立是极其困难的。
大革命虽然砍了路易十六的头，但根本没有立刻建立起稳定运转的现代契约社会。在这漫长的一百年里，法国人的心态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那种剧烈的撕裂：
旧的血统论和特权阶级依然在疯狂作威作福，而新的金钱法则和底层野心也在疯狂生长。
我们再看司汤达的《红与黑》，一切就完全对上了。
主角于连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变得极端功利和不择手段？
因为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平民青年是有 “现代性上升通道” 的，他们可以凭军功当将军。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当然，这句话的渊源确有争议，也有人说这是路易十八于 1819 年 8 月 19 日在圣西尔军校说的）：
“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棒。”（（Tout soldat francais porte dans sa giberne le baton de maréchal de France））
还有这么一句（这一句在国内相当有名，但事实上，拿破仑从来就没说过这句话，这可能源自翻译中的再创作）：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在大革命和帝国初期，血统被暂时打破，平民靠着军功和胆识可以一夜之间成为王侯将相。中国也有类似的拿破仑时代，那就是 90 年代的下海经商到 21 世纪初的互联网创业潮。在这个时代，草根逆袭、首富更迭，社会展现出极强的流动性，给人一种只要努力和聪明就能跨越阶层的巨大幻觉。
但是一夜之间，波旁王朝复辟了！ 旧贵族拿着地契和族谱回来了，把平民上升的通道再次焊死。
于连是谁？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聪明绝顶，能把整本拉丁文《圣经》倒背如流——这不就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 “小镇做题家” 吗？他所面临的，不正是 “个人的现代性野心” 撞上了 “社会的封建性复辟” 吗？
他发现靠才华和努力根本无法跨越阶层，所以他只能选择去当伪君子，去攀附权贵，把贵族女性当成向上爬的阶梯。这难道不就是前面所说的 “小镇做题家面对特权壁垒时的心理扭曲” 吗？
所以，这哪里是 “后现代社会” 的心态？分明是前现代特权社会对现代平民精神的绞杀。
联想到知乎的另一个话题：
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有 gap year？1.6 万关注 · 5068 回答 问题
其中
@LittleNaturalist 的回答非常有趣，她讨论了国内缺乏真正的成长叙事作品：
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有 gap year？1.6 万赞同 · 972 评论 回答
为什么中国缺乏成长小说？
因为在一个何谓长大没有真正标准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还未从普遍的短缺和匮乏中完全走出的时代，在一个人们对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没有任何寻求的时代，在一个人们需要通过穿越回古代看古代经典，或者依赖某个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作为自我麻痹的解药的时代。
成长是什么？
你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存在。
但目标是什么？
社会早已有了一套运行多年，行之有效的规范和逻辑，有一个写在暑假作业最后几页的标答供你参考，于是你正好在暑假结束的前夜，怀着莫大的恐惧和焦虑，奋笔疾书地抄袭，有些 “好” 学生早在暑假前就把作业完成，于是整个下半段暑假都在游戏人生，或者参加其他的补习班，玩得愉快或者学得焦躁；有些 “坏” 孩子练抄袭都懒得抄，于是交了白卷，但因为老师懒得检查，却也能混得过去。
在这个漫长的，蝉在树上吱呀吱呀着焦躁得嘶鸣的，阳光火辣辣地舔舐着大地的，漫长的，没有终点的，门口的藤制摇椅在夕阳之下如梦境一般摇曳的热浪中无尽地摇晃的暑假，时光是无尽的需要被消磨的对象，不是最珍贵的宝藏，孩子们再也不需要通过寻找一个秘密基地来囤积这段时光和记忆了。
于是，人们不仅不需要信仰和意义，甚至连寻找意义的这段空白期，都自觉地不去寻求。
于是，人人们只能用搞钱、消费、或者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来作为止痛药，但止痛药始终无法用来治病。
于是，在一个连成长的标准都已经被全盘外包给一套现成的、高度功利化的评价体系的时代，人们不仅失去了寻找意义的能力，甚至失去了 “寻找” 这个动作本身发生的时间和空间。
于是，我们前面说了，大家其实是在 “自觉地不去寻求”。为什么自觉？
因为一旦停下来，剥离了 “考研、考编、搞钱、买房” 这些社会发给你的任务清单，面对那个巨大的精神真空，人们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只要我不停地奔跑，只要我还在为那个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添砖加瓦，我就不需要面对 “我其实根本没有自我” 这个鲜血淋漓的事实。
真正的成长，是建立我是谁的自我意识，是直面自身的欲望、阴暗面、失败，并最终确立自己的底线和公理。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迷惘的、甚至是反叛的。
但中国式的长大是被社会驯化的过程。
在这片黄土上，在无尽的恐慌和生存焦虑中，这片相对安全的真空期是不存在的，长大不需要你经历灵魂的暗夜，不需要你建立完整的内在公理，任何形而上的探索在下个月的房贷和同龄人的内卷面前，显得矫情且毫无竞争力。我们的教育和文化不鼓励你成为自己，只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对国家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什么是有用？
工具是有用的。
因此，这里的长大是学会压抑个性，学会戴上面具，学会在酒桌上说漂亮的场面话，学会用收入和职位来衡量他人的价值。
你不需要向内挖掘自我的逻辑，你只需要向外匹配社会的体系。而社会早就为你规定了长大的外部指标：听老师的话、不要早恋、考上 985、谈恋爱、考上编制、考进国企或事业单位、听领导的话、听父母的话、结婚、生孩子、买房、努力工作、延迟退休、教你的孩子听话、让孩子努力学习不要早恋、催孩子谈恋爱、催孩子结婚、买房、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只要你完成了这些任务，在每一项打分中都得了及格以上，综合排名不低，社会就给你颁发 “成熟” 的证书，于是你就能把这个勋章挂在你的嘴巴上，撅的老高，去批判他人没有长大。
这就造就了一批批极其成熟、精明、深谙社会潜规则的成年人，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是那个十二三岁、从未被看见、也从未敢真正正视过自己的巨婴。
在这个漫长而焦躁的暑假里，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抄写答案，或者假装答案存在。但到最后，总是有些人，写着写着，翻到作业的最后几页，盯着被撕掉的标准答案的残迹，能够意识到——
标答其实是假的。
